劉啟耀是中央蘇區(qū)時期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，中央紅軍長征后，奉命留守蘇區(qū)打游擊的他演繹了一段腰纏金條沿途乞討尋找黨組織的感人故事，受到習近平總書記的多次點贊。
1933年12月，劉啟耀當選為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，走馬上任頭一樁事，就是號召機關工作人員“反對鋪張浪費，厲行開源節(jié)流”。他發(fā)布文件，嚴格規(guī)定所屬各級一切經費開支都要注意“十二分的節(jié)儉”。他領導制定的《節(jié)省規(guī)約》，要求大家：“每天節(jié)省一個銅片（板），不進館子、不吃零食，戒絕吃煙、吃酒、吃私菜等口腹上的浪費”。
劉啟耀向來言行一致、表里如一，要求別人不做的，首先自己帶頭不做；希望別人要做的，首先自己帶頭做到。他起草文件用的膠紙、毛邊紙，至少要寫三道，一道鉛筆，二道紅筆，三道墨筆。珍紙如金，惜物成癖，從不浪費一寸可寫的紙張。
就因為他逢會必講“十二分的節(jié)儉”，久而久之人們給他取了個雅號“十二分節(jié)儉書記”。他聽過之后也不生氣，呵呵笑答：“你們曉得要十二分節(jié)儉就好！革命需要節(jié)儉，反對鋪張浪費。”
中央蘇區(qū)第五次反“圍剿”的斗爭形勢異常殘酷，劉啟耀在干部大會上公開表態(tài)：我從現在做起，每月自帶伙食，不要公家津貼，一直堅持到反“圍剿”最后勝利為止。一石激起千層浪。全省黨員干部紛紛表態(tài)，一致舉手，決心跟省主席一樣做到。從此，劉啟耀堅持每隔兩個月回興國老家挑米回省蘇維埃政府辦公。其妻不解，嗔怨道：“當了省主席，連飯都賺不到一口，真沒出息。”他解釋說：“共產黨的官，再大職務也是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。”后來戰(zhàn)事越緊，工作越忙，劉啟耀無暇回家背米。妻子就挑兩布袋的米，步行山路從興國老家趕到寧都省政府駐地送糧。當時廣為流傳這樣一首革命山歌：蘇區(qū)干部好作風，自帶干糧去辦公。日著草鞋干革命，夜走山路打燈籠。
1934年10月，中央主力紅軍8.6萬人突圍長征后，敵人乘勢向中央蘇區(qū)大舉進攻。江西軍政委員會率領游擊武裝3000余人在省委代理書記曾山、省蘇維埃主席劉啟耀、軍區(qū)司令員李賜凡等帶領下，開展游擊斗爭。1935年1月初，紅軍游擊部隊被敵人緊緊包圍在小布樹陂村的狹小地帶。江西省軍政委員會率部沉著堅定，與敵軍多次接觸交鋒，實施突圍計劃。為了保存革命火種，決定部隊分成三條路線從樹陂村突圍，第二路由劉啟耀與李賜凡率領軍區(qū)教導隊、警衛(wèi)營千余人經塘窩向南轉移大沽，再西轉陽齋打算去東固。在突圍中遭遇敵人圍追堵截，被困于寧都小布以北的崇山峻嶺之中。他們在孤立無援，天寒地凍，缺醫(yī)少藥的逆境中，頻繁阻擊數十倍于己之敵，終因敵眾我寡，彈竭糧盡而被沖散打垮，傷亡慘重。大部分游擊戰(zhàn)士骨露荒野，血染山巔。
戰(zhàn)斗中，劉啟耀身負重傷，血流如注，昏迷不醒。生死關頭，劉啟耀的庚兄當機立斷撕下貼身內衣替劉啟耀包扎好傷口，解下他的武裝帶，拿過他的手槍，穿上他的外衣，將劉啟耀推入死尸堆中，自己沖向山頂翻過山坳吸引敵人離開陣地，結果被蜂擁而上的敵人擊中頭部，壯烈犧牲。
敵人占領了游擊隊的最后陣地，便從漫山遍野的紅軍尸體中尋找指揮官。他們認定最后那位倒斃的手持駁殼槍英勇抵抗的是“大官”；進而又從手槍、懷表及黨證上的姓名，推斷此人便是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啟耀，并找來隨軍記者拍照，上報請賞。于是，國民黨各家報紙連篇累牘吹噓“擊斃偽江西省主席劉啟耀”，乃至我黨組織一時也難辨真假。1937年12月7日，項英在向中央的報告《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(zhàn)爭》一文中，還誤認為“劉啟耀等省一級領導人被捉而犧牲”。
當晚劉啟耀蘇醒過來，從死尸堆中爬起，目睹尸首狼藉，血水橫流的慘狀，欲哭無淚，強忍悲痛，爬往一處隱蔽山洞，找出事先埋藏黨交給他保管的13根金條和一批首飾銀元，用布包好系在腰間，然后自尋草藥醫(yī)治身上的傷口，找野菜充饑，在山洞里過著近乎野人的穴居生活，輾轉遂川、萬安、泰和一帶流浪乞討，一邊秘密尋找黨組織，一邊聯絡失散同志。經過兩年多的苦苦探尋，他終于找到了黨組織，還聯絡上200多名失散的黨員，并把黨的活動經費“完璧歸趙”交由毛澤覃之妻賀怡轉交給黨組織，臨時省委用這筆經費買了一棟房屋，以“贛寧旅泰同鄉(xiāng)會”的名義，建立了省委秘密機關，部分剩余經費用于保釋獄中的大批戰(zhàn)友。
1941年，皖南事變發(fā)生，國民黨頑固派變本加厲推行反共反人民政府。7月，江西省委均遭破壞。在大搜捕中劉啟耀第三次被捕入獄。國民黨反動派再一次對他進行人身摧殘、迫害。劉啟耀大義凜然、視死如歸，一口咬定自己僅是失散紅軍。經過半年的關押審問，反動派一無所獲，對這個守口如瓶的硬漢無法治罪。最后，劉啟耀由馬家洲的朋友出面擔保釋放。這時，江西、廣東兩省的地下黨組織機構已解體，停止活動，中斷了聯系，劉啟耀成了一只離群的孤雁。他回到馬家洲，根據黨在國統(tǒng)區(qū)開展工作要求，先后在武溪、上灣、龍泉等地設棚賣茶度日，等待時機為黨工作。
自1934年離家后，劉啟耀近10年未與家人見面，也不知家里妻兒老小是死是活。經多方打聽，得知其母親不堪受國民黨反動派與地主迫害自縊而亡。妻子遭國民黨聯保“打地雷公”的酷刑，生活無依靠，沿村乞討度日。長女劉文香4歲時就送到楓溪陳家做童養(yǎng)媳，兒子劉長涌14歲被迫去學撐船當船夫，終日漂泊在興國至贛州的江河上，胞弟劉啟琨參加紅軍長征因負傷回到興國，被反動派折磨致死。劉啟耀一家僅剩下致殘妻子與撐船的兒子相依為命在死亡線上掙扎。聽到這些情況后，劉啟耀心如刀絞，但為了革命，他強忍悲痛，繼續(xù)隱姓埋名，流浪他鄉(xiāng)，默默為黨工作。
1942年至1945年，由于殘酷的斗爭環(huán)境，劉啟耀積勞成疾，貧病交加，染上肺病，經常臥病不起，在窮愁潦倒的悲慘處境中度過了他人生最后的三年。1946年1月的一天，劉啟耀病情突然惡化，吐血不止，他知道自己支撐不了多少時日，彌留之際他讓人抬他到“贛寧旅泰同鄉(xiāng)會”的廳堂躺下，第二天，劉啟耀安詳地離開了人世，時年47歲，由同鄉(xiāng)會的人把他安葬在馬家洲一個山丘上，沒有墓碑，只有一堆新土。
